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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鈺掌教後，《丹陽真人語錄》引王嚞之語稱：「不得著好衣，不得吃好飯，唱歌打令，只要心頭物物不著。」其核心主張，是學道人不可貪戀衣食享受，也不可沉迷聲色遊戲，重點在於內心對萬物不生執著。
他又主張：「俗事不掛心，專心至志，始終如一……兒女情多，煙霞志少，則非學道者也。」「心死則神活。」「清靜無為，最上乘法也。」可見其思想重心，始終放在斷俗念、去情執、養心性、歸清靜之上。
馬鈺也透過「內外日用」「有為無為」等概念的對比，強調內在修持的重要。他指出：「外日用，大忌見他人過，自誇己德，妒賢嫉能，起無明俗念，欲心種種之過。內日用，真清真靜，不染不著，調氣養神，逍遙自在，暗積功行，不求人知，惟望天察。」又說：「人若行有心有為之功，盡是術法；若行無心無為之功，乃無盡清虛也。」這裡其實講得很明白：修道若落在有心造作，終究只是術；唯有無心無為，方近於道。
馬鈺立〈十勸〉以規範信徒生活，其中第九勸規定：「居庵不過三間，道伴不過三人，如有疾病，各相扶持，爾死我埋，我死爾埋。或有見不到處，遞相指教，不得生異心。」這既表現了全真早期清簡的修行方式，也反映出同道之間彼此扶持、互相警策的生活倫理。
他又親手書寫「祖庭心死」四字於祖庵，以表明自己甘守環堵苦修、一心向道之志。所謂環堵修行，不過備幾榻、筆硯、羊皮，用來記錄心性境界而已；每日早午兩餐，一粥一麵，簡樸至極，別無他物。門人王頤中曾問：「吾師之道有作為否？」馬鈺回答以「無」，認為學道務在養氣，若汩沒於名利，反而適得其反。
曹、萊二公對馬鈺在關右的修道生活有一段描述：「師父冬夏披一布懶衣，食粗取足，隆冬雪寒，庵中無火，兼時用冷水。其神炁和暢，殊無寒意。如此十年，非腹中有道炁，則不能枝捂矣。」這些都可看出，馬鈺確實延續了王嚞所開啟的清苦教風。
若從當時的政教生態來看，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因「官中有牒發事」，馬鈺未能取得度牒，被遣返山東；而丘處機則因得到「州中官民同狀保申」，才有機會留居關中。由此可知，當時全真道尚未獲得金朝統治者正式承認與充分信任，仍主要在民間發展，尚不過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一個隱修群體而已。王嚞與馬鈺師徒，既無機會面見最高統治者、表達政治認同，也只能延續北宋以來民間環修的傳統，走一條古樸而清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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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原文**
，马钰掌教。《丹阳真人语录》引王嚞语称，“不得着好衣，不得吃好饭，唱歌打令，只要心头物物不着”。主张“俗事不挂心，专心至志，始终如一……儿女情多，烟霞志少，则非学道者也”“心死则神活”“清净无为，最上乘法也”。通过对比内外日用、有为无为等概念，强调内日用、无心无为之于修道的重要作用，“外日用，大忌见他人过，自夸己德，妒贤嫉能，起无明俗念，欲心种种之过。内日用，真清真静，不染不着，调气养神，逍遥自在，暗积功行，不求人知，惟望天察”“人若行有心有为之功，尽是术法，若行无心无为之功，乃无尽清虚也”。马钰立《十劝》，规范信徒生活。第九劝规定，“居庵不过三间，道伴不过三人，如有疾病，各相扶持，尔死我埋，我死尔埋。或有见不到处，递相指教，不得生异心”。手书“祖庭心死”于祖庵，以表环堵苦修、倾心向道之心。环堵修行，仅备几榻、笔砚、羊皮，以供记录心性境界之用。一日早午两餐，一粥一面，至简无他。门人王颐中问及“吾师之道有作为否”，他答以无，主张学道务在养气，汩没名利将适得其反。曹、莱二公描述马钰关右修道生活云：“师父冬夏披一布懒衣，食粗取足，隆冬雪寒，庵中无火，兼时用冷水。其神炁和畅，殊无寒意。如此十年，非腹中有道炁，则不能枝捂矣。”以上均是他延续王嚞清苦教风的体现。
从当时政教生态看，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官中有牒发事”，马钰因未拿到度牒而被遣返山东。丘处机因得到“州中官民同状保申”，才有机会留居关中。此时全真道尚未得到金朝统治者正式认可和充分信任，“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主要在民间发展。王、马师徒没有机会觐见最高统治者、表达政治认同，唯有继承北宋以来民间环修传统，古朴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