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要的作家！
第一點，薩特的家庭背景。
第二點，薩特是一位重要作家。
第三點，薩特與朋友的互動。
本期重點1：家庭背景
薩特的家庭背景是有些複雜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德國人，他兩歲的時候父親過世。薩特受到父親的遺傳，身材比較矮小，後來母親帶他回娘家，在德國長大，娘家的親戚都是個子高大的，所以從小薩特就覺得自卑。後來母親又改嫁，讓他覺得在外祖母家生活，自己是多餘的。所以薩特一生都有一種反叛性，尤其是他從父母雙方的長輩那裡也得到一些對人生的體驗。
先說他祖父母這一邊。他的祖父娶祖母的時候，祖母原來是大地主的女兒，結婚之後他祖父才發現，祖母家裡其實已經破產了；所以他祖父40年不跟祖母說話，只用手勢來互動，但是這樣也生了兩男一女。而祖母對他的祖父，就稱他是“我的房客”。
外祖父母這一邊也差不多，但在這邊有個親戚是一位名人。薩特有一位遠房的舅舅就是到非洲去行醫的史懷哲醫生。薩特的外祖父、外祖母的感情也不好，外祖母被薩特稱為“純粹的否定”，任何東西、任何事情，他外祖母一定是持否定的態度。外祖母到70歲的時候還在抱怨說，她跟外祖父當年在蜜月旅行的時候在車上吃沙拉，外祖父把好吃的部分都拿走了。到了70歲還念念不忘這件事。
所以從這兩邊的家族背景可以知道，薩特這個人從小生活處境非常特別。另外，家中長輩都信天主教，但他從小看到這些長輩，信教是一回事，做人處事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實上，他們對宗教並不在乎，所以薩特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宗教信仰。薩特非常聰明，精通德文與法文，他研究哲學曾經到德國進修，學習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思想。他也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經被俘虜，不到一年就被釋放。
本期重點2：作家身份
薩特在196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他在文學上重要的成果。而事實上他是一位哲學家，寫出過非常專業的論文。在1943年出版了《存在與虛無》這本書，從這個標題就知道，他是要效仿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希望用現象學的方法來探討“存在於虛無”的問題，這本書長達722頁。
1946年就是我們一再提到的，薩特發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他把“存在主義”這個詞正式標舉出來，成為一個哲學派別，但是真正的代表人物就是他自己。
到1960年代，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寫了一本《辯證理性批判》。從這本書的書名也可以猜想，他是想超越康德，因為康德寫過《純粹理性批判》與《實踐理性批判》，薩特現在寫一本《辯證理性批判》長達750頁，還說這是上冊，但是下冊一直沒有出版。
薩特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得獎之後又做了一件一般人不理解的事情，就是他公開拒絕接受諾貝爾獎。為什麼呢？這可能因為他的性格對於所有制度化的東西，他都要反抗。譬如他有一位女友是重要的女性主義者，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德波娃女士跟薩特認識之後，兩個人一起生活，中間有些小小的吵鬧，但是一直到薩特離開世界，德波娃都沒有離開他，在一起將近51年。由此可見，薩特對於世俗所規定的制度，像婚姻制度這些，都有他的意見。
薩特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他拒絕接受，另外一個原因是比較有猜測性的，就是薩特一個朋友叫做加繆，我們將來會專門介紹加繆的思想。加繆比薩特年輕八歲，而加繆的第一本書《局外人》是因為薩特寫了很長的、很好的書評而廣受注意的。結果，比薩特小八歲的加繆居然比他早七年，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於薩特來說，這是很難接受的事實。
薩特的基本思想認為，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說“不”，對一切說不。他在很多方面確實有這樣的作為。
本期重點3：與朋友的互動
薩特有三位最重要的文壇上的朋友，第一位就是他的同居者德波娃，德波娃寫了《第二性》這本書，也是一位作家，出版了20本著作。德波娃在1929年認識了24歲的薩特，兩個人就開始保持一種同居的關係，長達51年沒有分開，最後還給薩特送終。
他們為什麼不結婚呢？一方面他們認為不用在乎社會制度，身為存在主義者，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另一方面，他們看到很多人結婚之後感情就變淡了，為了避免這一點，他們才選擇不結婚。他們兩個人志趣相投，在1946年合作創辦了一本雜誌叫做《現代雜誌》，在當時法國的知識界有很大的影響力。
第二位要介紹的薩特的朋友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梅洛－龐蒂是薩特的朋友，他提出知覺現象學，也是一位重要的現象學家，肯定知覺以及身體的重要，這一點跟我們上幾集介紹過的馬塞爾相近。同時在馬塞爾家裡有固定的文人聚會，薩特與梅洛－龐蒂都曾經是座上客，他們兩人也一起參加過抗德運動。
另一位重要的朋友是加繆。1943年薩特對加繆的著作《局外人》所寫的書評，使加繆從一個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邊陲地帶、靠近地中海的作家，一下子成為巴黎文化中心的重要名人。1944年薩特與加繆第一次會面，薩特還請加繆擔任他的戲劇——《蒼蠅》的導演。在二戰期間，兩個人合作從事地下抗德運動，編輯《戰鬥報》，所以他們曾經是革命的同志。
1951年加繆寫了《反叛者》這本書，薩特不滿，就讓他的編輯寫了一篇書評。加繆隨後發表了一篇《致現代雜誌編者的一封信》，替自己辯護。薩特更為不滿，他認為加繆明明知道《現代雜誌》的編輯就是他，但加繆不稱薩特的名字，這對薩特是難以忍受的，兩個人就此絕交。薩特後來說：“讓我們結合的因素很多，讓我們分開的因素很少，但是那樣的很少也已經是太多了。”後來梅洛－龐蒂與加繆都在薩特之前過世，薩特撰文哀悼的時候，也顯然非常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