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所以我存在
本期重點1：從荒謬走向反抗
加繆思想最大的轉捩點是在1943年參加地下抗德運動。不過他早在1936年所寫的散文集裡就提到「反抗」這個詞，他在書中提到，他到義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旅行，到了一座修道院後面的墓園，他寫下一段墓園獨白。他寫著：「我孤零零地靠著石柱坐著，彷彿喉頭被扼住，仍然拼死喊出自己信仰的人；整個的我都在抗議這種拋棄，也就是死亡。墓碑似乎在冷語：你必須接受。不！我該反抗。墓碑還想說服我對死亡認命，生命有如太陽，升起又落下。然而，即使我會反抗什麼，也想說服我對死亡，生命有如太陽，升起又落下。然而，即使會反抗什麼，也不見得是什麼。
由此可見，卡繆最初認為的反抗很簡單，就是針對死亡而發。他的語氣有點像帕斯卡的“賭注論證”，反正反抗無效也不會失去什麼，但是我知道反抗可以獲得什麼。從荒謬會引發反抗，在這裡已經看出來了。
加繆在1951年出版《反抗者》這本哲理散文，裡面有一段話，他寫著：「我喊說，什麼也不信，一切都是荒謬的。但是我不能懷疑我的叫喊，至少我得相信我的抗議，在荒謬體驗中的第一個、唯一的、明顯的事實，就是反抗。」因為你意識到了唐消極的形式，至少在消極意義上的行為
反抗就是把荒謬所說的「不」表達出來，然後對另一種情況說「是」。可見，表達荒謬根本上是肯定荒謬的反面有一些東西存在。所以，從荒謬走向反抗，在加繆思想裡面是必然的發展。
本期重點2：反抗的三個層次
反抗有三個不同的層次，由此也可以看出卡繆思想的演變。哪三種層次呢？第一，盲目的反抗；第二，反抗與價值；第三，反抗與革命。
我們先說第一個，盲目的反抗，就是為反抗而反抗。人的自由本來就有可能說“不”，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種荒謬的處境，而這種意識本身就是一種反抗。這時候什麼都不期待，也完全沒有希望，但他對命運仍表現為一種頑強的否定，用自覺的深度來蔑視及超越自己存在的荒謬處境。但是，由於人的經驗的擴展，加繆逐漸走向人際層次的關懷。他認為，個人的命運也許是悲觀的，但人類全體的命運卻有可能是樂觀的。從這裡可以進一步思考：人類可能團結嗎，以及反抗有無價值這樣的問題。
接著到第二個層次，就是要連上反抗與價值。加繆在當時地下抗德報紙的社論裡面提到了“希望的廣度與反抗的深度”，他把“希望”與“反抗”連在一起，用這個來描寫法國抗戰的理由。後來他又直接寫到：「沒有反抗就沒有正義。」反抗就成了正義的護身符，人的責任就是要使正義伸張，使希望得到保障，如此才可能有幸福；沒有反抗精神是不可能的。
加繆在1947年的小說《黑死病》裡面，提到奧蘭城出現黑死病。這座城象徵歐洲人在二戰時候的情況，城市被封鎖，沒有外在的救援，只能靠自己。這時候有兩個重要的角色，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牧師，醫生代表科學家，牧師代表宗教家。平常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不相往來，但遇到黑死病這種人類共同的災難的時候，科學與宗教攜手合作，因為他們都需要幫助受難的人。這種反抗已經把人團結在一起了。接著談到第三個層次，就是反抗與革命。革命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形而上的革命，一種是歷史上的革命。
歷史上的革命主要表現在政治上，最後難免出現殺人的情況。加繆認為，反抗不能夠以此為理由來殺人，就像荒謬也不能以此為理由去自殺一樣。因為生命是唯一的、必要的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存在與判斷。他說：“必須承認，絕對否定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肯定生命，就是承認這一點。第一個不容否定的東西就是他人的生命。”
所以卡繆強調，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有反抗活動，人意識到痛苦是集體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所以，卡繆在《反抗者》這本書第一章的結論中說：“在我們日常承受的考驗中，反抗所扮的角色正等於在思想層次的‘我思’，它是第一個顯明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使得個體離開他的孤獨，進入到共有的場地，在所有的人身上建立起第一個價值：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我們還記得中世紀奧古斯丁說過：「若我受騙，則我存在。」近代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而加繆現在說的是什麼？ 「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這在西方哲學史上是第一次以格言的方式，明顯地把「我」個人的某種行為，連上了人類共同遇到的處境，這是對人性的充分肯定。
本期重點3：形而上的反抗
加繆在《反抗者》這本書裡面提到了“形而上的反抗”，這種“形而上的反抗”有一個明確的過程，就是提出陸續的四個問題：
第一個，人能否在反抗中活下去？這裡所問的就是要把反抗推到極限，代表形而上的革命。如果你認為上帝和永生都不存在，那麼新的人類就可以成為上帝；成為上帝，就代表為所欲為，那麼世界恐怕會陷入更大的問題中。
第二個問題是：人能否什麼也不信而活下去？什麼都不相信，不相信上帝與永生，那是可以的，但必須自己建立秩序和律法。在達到這個理想之前，遇到一個最傷痛的問題，也就是第三個問題：在哪裡我感覺到是我的家鄉？就是一種無家可歸的感受。
如果局外人的感受瀰漫全球的話，怎麼辦呢？所以尼采才會說：「上帝死了，我們自由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在他的小說裡面也提到：「若上帝不存在，一切都許可。」在這裡，加繆將它轉化為：「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不許可，我們的自由必須有什麼樣的規範。
這就連到第四個問題：人怎麼沒有法律而生活自由？沒有法律，大家各行其是，為所欲為，天下大亂，反而會陷入虛無主義。
加繆「形而上的反抗」是非常深刻的四個問題，我們把它連起來說：第一，人能否在反抗中活下去？第二，人能否什麼也不信而活下去？第三，人在哪裡可以感受到是在自己的家鄉？第四，人怎麼可能沒有法律而生活自由呢？
以上是加繆在談到「形而上的反抗」連續提出的問題，提醒我們在思考反抗的時候還是要有一個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一方面承認人是孤單的，沒有任何超越界的依靠；而在反抗這種荒謬情況的時候，人必須對人性有基本的信心，對別人有基本的尊重。所以，像法律與自由是不能夠分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