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全真道士對此大體有三種認識。
第一種觀點認為，讀經與學道毫無關係，有些道士終其一生不看經書，成為所謂的純粹實修者。
第二種觀點截然相反，認為讀經是必要的，
經書有助於學道。
王磐談道，張志敬掌教時期（1250～1270）全真道風發生了從創教之初不立經教文字向注重文字經典的轉變，「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己利物為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為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為真實入門」。
第三種觀點，以1326年廬山清溪道士劉志玄所作《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序》為代表，其文云：「大道之妙，有非文字可傳者，有非文字不傳者，此《仙源像傳》所以作也。」他認為，五祖七真道高德者、見語、不見文字。
而諸真“事蹟之詳，未易推究”，如不加以載錄整理，來日即為不可後傳者。
正是本著這樣一種認識、背負著“鑑往知來”的弘道使命，劉、謝二人“博搜傳記，旁及碑碣，編錄數年，始得詳悉”，旨在使“同誌之士覽之者，因其所可傳求其所不可傳”。
這明顯是前兩種經教觀的折衷。總的來看，全真道士認為，讀經不礙道，眾多全真道士是比較看重經書的。
否則，大蒙古國初期宋德方主持纂修《大元玄都寶藏》就多此一舉了。就算是創教早期王嚞、馬鈺師徒主張刻苦實修，也不妨礙他們對經教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