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陽的「害風」，不只是瘋癲失態，而是他與士大夫世界決裂後，轉入修道生命的一種狂顛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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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日酣於酒」這種生活態度，本來就不為士大夫所欣賞。喜歡飲酒的蘇軾，尚且遭到朱熹公開批評；喜歡飲酒的李白，也終究無法真正進入士大夫體制。更何況王重陽對酒的沉醉與癡迷，似乎還超過了蘇軾與李白。
王重陽在公務期間，竟常常喝得爛醉。如其詞中所說：「前時割稅，為酒愛，飲中沉醉」；又說自己「當街打睡，腋袋頭巾，盡皆遺棄」，其落魄狼狽，已到了士大夫世界所不能容忍的程度。也正因如此，王重陽與士大夫世界愈走愈遠。
然而在他那個公文袋裡，「有經文，裡面訣祕」，恐怕既裝著監收酒稅的簿冊，也夾著道家煉丹的法訣。這兩個世界——一個是世俗官吏的世界，一個是神仙修煉的世界——其實很難長久並存。王重陽的「害風」狀態，正可看作是這種無法兼容時所發出的分裂告白。
「深謝明公，發善心，與予拈起。解佩令，報賢好意。」這幾句話，意味著那位神祕的世外高人，其實早已在暗中護持王重陽。古來有箕子佯狂、接輿楚狂的典故，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與秦志安《金蓮正宗記》，都將王重陽的沉醉落魄，比作箕子之佯狂、接輿之狂行。只是箕子曾被囚，接輿幾近遭殺，而王重陽則可說是天佑道憐，其赤誠之心終被異人護持，從暗中點化逐步轉為公開引領。於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王重陽的生命重心，也就從「日在酒鄉」決定性地轉向了「身許道場」。
據說在公元1160年的某一天，王重陽提著一壺酒，來到甘河岸邊。一位道士喚他道：「害風害風，拿酒來喝。」王重陽便應聲把酒遞了過去。那道士一飲而盡，隨即命王重陽用空壺到甘河取水。水取來後，道士又讓他自己飲下。王重陽一喝，只覺味道極佳，宛如仙酒。那道士隨後告訴他：「我就是海蟾公。」說完便失去了蹤影。
從此之後，王重陽不再飲酒，只喝水，但臉上卻常常仍帶醉容。為此他還作詞說：「王害風，飲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也就是說，他從酒醉轉入了另一種「道醉」，表面上不再沾酒，精神上卻更深地進入了一種與世不同的迷狂狀態。
王重陽遇到這位道士後，回到劉蔣村，搭起一座茅庵，題名為「活死人墓」，又在墓上立紙牌，上書「王害風靈位」。所謂「害風」，其實就是「瘋子」之意。自此之後，人們便多以「害風」來稱呼王重陽。
《重陽全真集．自畫骷髏》說：
此是前生王害風，因何偏愛走西東。
任你骷髏郊野外，逍遙一性月明中。
這裡的「害風」，已不只是世俗眼中的瘋狂，而是一種通過骷髏觀所得的生命體悟，是在死亡與虛空中反得逍遙的境界。
《化馬鈺》又寫道：
莫慮王風冷，王風自不寒。
百朝歘地過，出路你咱看。
這裡的「害風」，又成了超越風寒、超越身體感受的修道境界與道果。
《卜算子．雪中作》則云：
誰識這風狂，誰識斯三喆。
恰遇炎蒸得清涼，正寒也，成溫熱。
可見所謂「害風」，表面看來是狂，是顛，是不合世俗常情；實際上，卻已包含了一種顛倒寒熱、翻轉常識、超越世俗秩序的道境。
所謂「王害風」，其實就是「王瘋子」之意。《重陽全真集》中，除了「全真」這一核心概念外，「害風」一詞出現的頻率也極高。這絕非偶然。因為「害風」所代表的，正是一個人對自然季節、世俗人倫與體制秩序的顛覆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徹底出離的生命境界。
學界對此已有一些討論。余虹曾在〈王重陽「狂顛」人格之審美意蘊〉中，比較魏晉名士與王重陽「狂顛」人格的異同；蕭進銘則在《光、死與重生》中，把王重陽的「狂顛」人格置於密契神學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若進一步追問，大概可分成兩個問題：第一，從歷史發生來看，「害風」現象大致始於何時，又如何發展；第二，王重陽「害風」問題究竟應如何分析與評價。
從現有材料推測，王重陽「害風」現象的時間起點，大致出現在他任職甘河監酒期間。監酒本是管理酒業的職務，但王重陽卻放棄了對自身的管理，「不拘形跡，常常在市井間乞食，平時穿短裙破草衣，拿著殘破的飯瓢，夜裡便睡在冰雪地裡」。這既是酒醉的表現，也是一種酒狂的狀態。
至於「害風」的基本分析與意義評價，由於資料有限，恐怕只能先作初步判斷：所謂「害風問題」，大致可分為酒狂、詩狂與道狂三種層面。酒狂與詩狂，李白、蘇軾亦多少具有這類人格特徵；至於狂顛與修道之間的關係，在中國思想史上，則更有一條深長的脈絡。正如有人所說，王陽明、李卓吾、袁宏道等思想家，已經把「狂」與聞道、與龍德、與入聖聯繫起來。
的確，狂顛與修道之間，本就有極密切的關聯。狂者最突出的，不只是行為的怪異，而是個體人格生命的強烈凸顯，是一種帶著「天賦使命」「正義憤怒」與「良知傲慢」的生命姿態。對王重陽而言，正是這種狂顛，把他從官吏與酒徒的夾縫中推出去，送往大道的故鄉，送入一種更尊貴、更超越的天境。
因此，《重陽全真集》中之所以瀰漫著濃厚的「害風」之氣，並反覆出現王風自稱，並非偶然，而是因為這種「狂」，正是王重陽修道生命最核心的自我標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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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原文
一般说来，“日酣于酒”的生活态度本身，就不为士大夫所赞赏。爱饮酒的苏轼，就遭到朱熹的公开批判；爱饮酒的李白，就无法做士大夫。何况王重阳对酒的沉醉痴迷，似乎已经超过了苏轼和李白。王重阳在公务时间，喝得烂醉，“前时割税，为酒爱，饮中沉醉”；“当街打睡，腋袋头巾，尽皆遗弃”，落魄至极！这是士大夫世界所不能允许的，王重阳也和士大夫世界渐行渐远。“有经文，里面诀秘”，王重阳的公文包里，恐怕既有收缴酒税的账目，也有道家炼丹的法诀。这两个世界是无法长久兼容的，王重阳的害风状态乃是兼容期的分裂告白。“深谢明公，发善心，与予拈起。解佩令，报贤好意”，神奇的世外高人已经暗中保护王重阳许久了！箕子颠，佯狂来；接舆来，楚狂出。刘祖谦的《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和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都把王重阳的沉醉落魄，与箕子之佯狂、接舆之疯狂相提并论。箕子被囚、接舆被杀，天佑重阳，道爱赤心，异人对王重阳的保护从暗中开始公开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王重阳的赤心从日在酒乡决定性地来到了身许道场。“解佩令，报贤好意”，王重阳的谢意乃是发自内心的历史感恩和庆幸命运。公元1160年的一天，王重阳提着壶酒，来到甘河岸边。一位道士叫他说：“害风害风，拿酒来喝。”王重阳应声将酒递过去。道士一饮而尽，然后让王重阳拿着空壶到甘河中汲水。水汲来，道士又让王重阳自饮，一饮之下，觉得味道极佳，真是仙酒哩。道士告诉他说：“我就是海蟾公。”说完，便失了踪影。王重阳从此不再饮酒，只喝水，脸上却常有醉容。为此他还作了首词，说道：“王害风，饮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王重阳遇道士后，回到刘蒋村，搭起座茅庵，题名为“活死人墓”，在墓上立张纸牌，上书“王害风灵位”。害风，便是疯子，从此人们都以“害风”称王重阳。《重阳全真集·自画骷髅》：“此是前生王害风，因何偏爱走西东。任你骷髅郊野外，逍遥一性月明中。”“害风”是骷髅观的境界和收获。《化马钰》写道：
莫虑王风冷，王风自不寒。
百朝歘地过，出路你咱看。
“害风”是超越风寒的道境和道果。《卜算子·雪中作》写道：
谁识这风狂，谁识斯三喆。
恰遇炎蒸得清凉，正寒也，成温热。
王害风，意即王疯子。《重阳全真集》中，除了“全真”这一概念外，就数“害风”出现的频率高了。“害风”其实是对自然季节和人伦世界的颠覆过程和出离境界。余虹在《王重阳“狂颠”人格之审美意蕴》中比较了魏晋名士和王重阳“狂颠”人格的异同，萧进铭在《光、死与重生》中已经把王重阳的“狂颠”人格置于密契神学背景。我们此处只问两个问题：其一，从历史发生学看，“害风”时间的起点和基本经过；其二，王重阳害风问题的基本分析和意义评价。王重阳“害风”现象的时间起点大致出现于甘河任职期间。王重阳在甘河镇的职务是监酒。监酒是酒业管理，王重阳却放弃自我管理，“不拘形迹，常常在市井间乞食，平时穿短裙破草衣，拿着残破的饭瓢，夜里便睡在冰雪地里”。这是酒醉现象，也是酒狂状态。关于王重阳害风问题的基本分析和意义评价，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我们这里只能初步判断，“害风问题”，大致有酒狂、诗狂和道狂三种情况。酒狂和诗狂，李白和苏轼也有此种人格特征（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45—56页，三联书店，2012年）。关于酒狂和诗狂的关系，即酒神和艺术创作的因缘，尼采在《悲剧的精神》中开始进行艺术哲学分析。当代对此问题的精辟阐释是布罗斯基的《文明的孩子》。至于狂颠和修道的关系，就中国思想史看，大概是“王阳明、李卓吾、袁宏道几位大思想家，第一次把狂和闻道、和龙德、和入圣联系起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117页）。的确，狂颠和修道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狂者最突出的乃是个体的人格生命，还有“天赋的使命”“正义的愤怒”和“良知的傲慢”。就王重阳而言，狂颠将他送到了大道的故乡和尊贵的天境。《重阳全真集》弥漫“害风”之气，充满王风自称，良有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