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老闆讀《全真道歷史新探》
第一章｜傳戒授籙
第一節｜金元傳戒史、金元全真道傳戒史
第一講｜王嚞談傳法受戒及其早期實踐
金元全真道的傳戒史從哪裡開始，
最早仍得回到王嚞，也就是王重陽。
雖然現存文獻對全真草創時期的傳戒活動記載不多，
但從王嚞自己的說法與早期實踐來看，
至少可以確定一點：他不只談修道，
也已經在思考傳法與受戒的條件。
王嚞談內丹修煉時，仍然承繼了道教「三人休言說，六耳不談道」的傳統。
不過，他對「三人」的理解很有意思，並不是指單純的人數，而是指三種不可傳法的人：不孝之人、不敬信之人、不善之人。
在他看來，丹訣不可傳給這三類人；但除了這些人之外，「不分男子、女人、僧道、官人，皆得傳法受戒。」這句話分量很重。
因為它顯示，全真草創時期的傳法受戒，並不是極端封閉的，而是帶有相當鮮明的開放性。只要不是道德敗壞、心術不正之人，無論身分高下、男女僧俗，都有可能進入受法受戒的範圍。
這種開放性的態度，對全真早期教團的形成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全真道若要擴張，不能只靠少數師徒密授，還得把道法與戒律真正傳下去。
王嚞將傳法與受戒並提，也很值得注意。
這說明在他看來，修道不只是接受某種玄妙法門，也包括進入一套有規範、有要求的修行生活。
換句話說，傳法與受戒，
本來就是同一條路上的兩面。
思想之外，王嚞在世時大概也已經有了相當早期的傳戒實踐。這方面，一條很關鍵的材料，就是《滿庭芳·立誓狀外戒》。
詞中說：「專燒誓狀，謹發盟言，遵依國法為先。」又要求受戒者永除氣財酒色，棄榮華，戒斷腥膻，常清靜，更謙和恭謹，無黨無偏；若中途退道，甚至發下重誓。這已不是泛泛勸善，而很像是一種帶有盟誓性質的受戒文字。
再對照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所記，大定八年（1168）十月，王嚞曾命馬鈺於文登蘇氏庵焚誓狀，兩相印證，便能看出：全真草創期確曾出現帶有盟誓、立誓、焚誓性質的受戒活動。
焚燒誓狀這件事本身，也頗有意味。一方面，它當然有上達天聽、盟告神明的宗教意味；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和當時全真道尚未取得官方傳戒權有關。
畢竟在草創階段，全真仍屬自發結社，未必能公開、大規模地行使傳戒權。
因此，這種帶有盟誓與焚燒文書的作法，很可能也反映了早期傳戒活動的某種秘密性與草創性。
它還不是後來那種制度成熟、官府承認的大型傳戒法會，而更像是教團內部逐漸成形的一種準傳戒實踐。
所以，這一講真正要抓住的重點是：金元全真道的傳戒活動，並不是到後來才突然出現，它的思想源頭與早期實踐，王嚞時代就已經開始萌芽。
王嚞一方面用開放的態度界定誰可以受法受戒，一方面又透過立誓、焚誓這類方式，讓受戒不只是口頭承諾，而成為帶有約束力與神聖性的行動。
後來全真傳戒之所以能逐步制度化，這一顆種子，其實在草創期就已經埋下了。
⸻
重點整理四點
1. 王嚞已開始思考全真道的傳法受戒問題
他不只談個人修煉，也明確提出哪些人可以受法受戒，哪些人不可傳。
2. 王嚞將「三人」界定為三種不可傳法的人
即不孝之人、不敬信之人、不善之人；除此之外，男女僧俗官人皆可傳法受戒。
3. 《滿庭芳·立誓狀外戒》顯示早期全真已有盟誓性質的受戒實踐
其中要求斷酒色財氣、棄榮華、守清靜，並以焚燒誓狀強化其神聖性與約束力。
4. 全真草創期的傳戒活動，帶有秘密性與準制度化特徵
當時尚未取得官方傳戒權，因此早期受戒更像教團內部逐漸成形的實踐，為後來制度化傳戒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