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全真與正一混住互學，師承愈來愈模糊，也逼出了後來用來強化身分認同的派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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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全真與正一混住，造成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兩派道法互通，全真、正一道士彼此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日漸模糊。
明初，正一天師張宇初編撰《道門十規》，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以及其教制、教風。他本人也曾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由此可見，明代正一與全真之間，已非壁壘分明，而是彼此吸收、互有往來。
因此，明代有不少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比如石州三陽山的正一道士孫雲際，於正統三年（1438）赴北京朝天宮請法，在得到天師張懋丞親授上清三洞五雷經籙之後，又前往白雲觀缽堂，師從全真道士張常真學習全真之道。
反過來說，明代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其實更為普遍。這背後有其現實原因。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遂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中占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這也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前往從學。
例如，白雲觀全真龍門派道士程守然，便曾拜白雲觀住持、淨明道士邵以正為師。如此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愈發混雜，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有些全真道士不再標明自己的全真身分，而改以正一天師門下自居。
例如山東沂山東鎮廟的全真道士唐教玉，其墓碑上卻寫著：「天師門下拜授上清三洞五雷經籙兼三五都功太平輔化仙卿。」這類現象說明，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以及它與正一諸派之間交錯複雜的師承關係，已使全真內部的宗派認同逐漸弱化。
也正因如此，為了區分「道法傳承」與「道派傳承」，並進一步強化全真教內部的宗派傳承，「派字譜」便逐漸興起。此時，全真教內部各宗紛紛追溯祖師，建構自身派譜，派字譜也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分認同的重要標誌。
至於全真派字譜出現的時間，張廣保曾指出：「全真教內部在元代已有宗系之分化，但尚未發現派字譜。」從目前可見的碑刻史料來看，派字譜乃是到明代中後期，才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量流行。
而且，全真各宗派字譜的流傳情況，差異也很大。其中以龍門、華山二宗最為常見，分布地區也較廣；其他宗派則相對罕見，有些宗派至今甚至尚未發現其流傳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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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原文**
明代全真与正一的混住造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派道法互通，全真、正一相互拜师学习，道派师承模糊。明初，正一天师张宇初编撰《道门十规》号召正一道士学习全真道的真功修炼和教制、教风，其本人也曾师从刘渊然学习全真内丹术。因此，明代很多正一道士拜有全真道士为师的，如石州三阳山的正一道士孙云际，于正统三年（1438）赴北京朝天宫请法，在得到天师张懋丞亲授上清三洞五雷经箓之后，他又到白云观钵堂师从全真道士张常真学习全真之道。[81]反过来说，明代全真道士学习正一道法的情况更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统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仪法术成为其在民间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机构占据领导地位，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这也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其为师。又如白云观全真龙门派道士程守然曾拜白云观住持净明道士邵以正为师。[82]这样一来，明代全真与正一之间的道派师承关系越来越混乱，许多道士兼有多派传承，甚至有一些全真道士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而以正一天师门下自居，如山东沂山东镇庙的全真道士唐教玉，他的墓碑上却写着“天师门下拜授上清三洞五雷经箓兼三五都功太平辅化仙卿”。[83]明代全真道整体上的松散状况及其与正一诸派之间的师承交错导致了其内部认同逐渐弱化。由此，为了区别“道法传承”与“道派传承”，旨在强化全真教内部道派传承的“派字谱”开始兴起。此时，全真教内部各宗争相追溯祖师，构建派谱。派字谱逐渐成为全真道士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关于全真派字谱的出现时间，张广保指出“全真教内部在元代已有宗系之分化，但尚未发现派字谱”。[84]从目前发现的碑刻史料来看，派字谱是从明代中后期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流行的。而且，全真各宗派字谱流传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其中龙门、华山二宗最为常见，分布地区也较为广泛，其他宗派则比较罕见，有些宗派至今尚未发现其流传遗迹。
**明代全真與正一混住互學，師承愈來愈模糊，也逼出了後來用來強化身分認同的派字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