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師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要為你解讀的書是《荒野上的大師》，它的副標題是“中國考古百年紀”。它講的是大約一百年前，一批傑出的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和建築學學者，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創考古事業的故事。
說起考古，你可能覺得，這是一件離自己非常遙遠的事情。一是時間上的遙遠，考古學者研究的對象，距離我們今天少則數百上千年，多則達到億萬年，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似乎遙不可及；二是空間上的遙遠，考古學者經常要深入荒野叢林、不毛之地，進行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在一個個人跡罕至的地方，與古老的化石、遺骸、文物、礦藏打交道，多多少少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
除非有特別重大的考古發現，否則，考古學者很少有機會進入公眾視野。但是，在潛意識裡，我們又都知道，考古對我們有多麼重要。考古學者的發現，讓我們了解地質變遷、生物演化、文明進步的軌跡，讓我們知道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傳統的來龍去脈。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上，沒有考古發現，我們就無法確認自己在歷史時空中的位置，也就無法真正認識自己。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古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而考古學家就像是從現實世界派往歷史深處的偵探，為我們在古老的遺跡和遺存裡，找到破解各種現實謎題的答案。
中國的考古學誕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民國初立，軍閥混戰，列強環伺，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但是，有那麼一批了不起的學者，他們毅然放棄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甘願到荒野之中進行考古發掘或地質調查。這批學者包括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灝、賈蘭坡、李四光、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他們大多在海外接受過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試圖重新發現古老中國的真相，重估文明的價值”。
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的專業領域不盡相同，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有共通之處——不是像傳統文人那樣只是埋首於故紙堆，研究義理、考據、辭章，而是選擇“用腳做學問”，去發掘歷史遺跡和遺存，把“紙上的材料”與“地下的新材料”結合，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實物證據。用傅斯年的話說，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雖然當時的條件極為艱苦，但他們剛毅堅卓，而且成就斐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裡，就開創了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重大考古發現，都是由那批學者完成的，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山頂洞人遺址、仰韶文化遺址、龍山文化遺址、河南安陽殷墟等等，他們發掘出來海量的甲骨文、青銅器、簡牘、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包括恐龍在內的大量古生物化石。許多被世人遺忘了幾個世紀的古建築、古雕塑，也是由他們重新發現，並從此得到保護。而他們當中的地質學家，則為尋找各種礦產資源耗盡了心血，發現了大量金屬和能源礦藏，為中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原動力。
這批從書齋走向曠野的學者，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紀元，也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因而被作者稱為“荒野上的大師”。
這本書的作者張泉是資深媒體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生活月刊》主編，出版過《城殤：晚清民國十六城記》《中華文明訪談錄》等多部著作，榮獲過“亞洲卓越新聞獎”“金鷹獎”“中國紀錄片學院獎”。 《荒野上的大師》是他潛心十年完成的作品，他進行了大量走訪和文獻研究，用深情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再現了那代學人的凜凜風骨和艱苦卓絕的考古往事。
接下來，我會分兩個部分來為你介紹這本書：第一部分，介紹中國考古事業初創時期的時代背景，講述為什麼在一個充滿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那批傑出的學者要去從事艱苦的考古工作；第二部分，我為你重點講述一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的故事。為什麼要重點講殷墟呢？一方面是因為作者在殷墟考古上著墨最多，故事最精彩；另一方面是因為殷墟的地位，殷墟不僅被評為“20世紀中國100項考古大發現”之首，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它為後世的考古事業樹立了典範。
第一部分
好，我們先進入第一部分，來看看，在一個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民不聊生的年代，那批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甘願跑到偏遠的荒野，“面朝黃土背朝天”，從事艱難的地質勘探和考古工作？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了解，當時中國地質和考古研究的大背景。
早在19世紀下半葉，德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也就是提出“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的那位學者，就曾在中國大地上進行了七次長途考察。他用4年時間，輾轉中國的14個省份，蒐集了大量地質材料，繪製了考察地區的地形圖和地質圖，揭開了海外漢學家和探險家前來中國勘探、測繪、發掘、探險的序幕。
古老而神秘的中國，雖然從晚清開始逐漸衰落，但它極其豐富的自然、歷史、文化資源，還是吸引著一大批海外學人前來探訪，有地質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博物學家、建築學家，包括法國的沙畹、伯希和、謝閣蘭，英國的斯坦因，瑞典的喜龍仁、斯文·赫定，日本的伊東忠太、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等。他們探索中國的地理、礦藏、生物、建築、文物，足跡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他們是中國大地上考古事業的先行者，是許多學術研究領域的拓荒者。不過，其中也不乏盜取、收藏中國文物的行為，最著名的莫過於斯坦因與伯希和掠走敦煌遺書和上萬件文物的例子。伯希和甚至不無驕傲地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他從中國各地搜羅來的古籍，前來觀看的中國官員和學者無不百感交集。
然而，就在海外學者千里迢迢來到中國，進行調查研究的時候，中國學者卻對這些珍貴的遺存視若無睹。用作者的話說，他們“或忙於欺世盜名，或甘願囿於書齋”，只肯躺在安樂椅上做學問。這是一個極其弔詭的局面，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卻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
書中提到李希霍芬對當時中國學者的評價，他把中國學者稱為“斯文秀才”。別誤會，這可不是什麼褒獎的話，而是說中國學者懶於行動——他們留著長指甲，出門離不開轎子，還一定要帶著書僮隨時伺候，“（似乎）自己走路就是降低身份，從事地質行當在人們心中就是斯文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