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體整理版
董仲舒把《春秋》中記載的大量自然現象與神話傳說，都加以神祕主義式的解釋，並把它們附會到社會人事之上。這種以「天人感應」為理論基礎的「災異譴告」說，實際上反映的正是一種善惡報應思想，而這也正是宗教思想最核心的內容之一。它一方面為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也為宗教的產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董仲舒之後，專門談災異的人大有人在，如夏侯始昌、眭弘、夏侯勝、李尋等。這種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思想，幾乎貫穿了昭、宣、元、成、哀、平諸朝，在漢王朝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極強的支配作用。
例如，漢明帝因日食而下詔責己，認為日食的出現，是自己「無有善政」所致，於是要求「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漢章帝因日食而下詔，稱「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責令「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漢和帝因日食，也曾「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
此外，當京師發生蝗災時，漢和帝又下詔說：「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漢安帝也曾因日食而下詔，命「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當京師等地出現大風、大水、雨雹成災時，朝廷又往往下詔要求博選人才、廣開言路，「冀獲嘉謀，以承天誡」。
這類記載，在漢代史書中不絕於書。由此可見，「天人感應」並不只是書齋中的理論，而是真正進入了漢代政治運作之中，成為王朝自我反省、整飭政治、乃至調整統治話語的重要依據。
不僅如此，董仲舒不只是宣揚「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譴告說的宗天神學家，同時也是神仙方術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中，除了以神祕的陰陽五行學說附會儒家經典之外，還設計出一整套求雨、止雨的儀式。據記載，他本人甚至曾親自登壇祈禱作法，弄得人幾乎分不清他到底是儒生，還是巫師、方士。
章太炎曾對此評論說：
及燕齊怪迂之士興於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範》舊志之一耳，猶相與抵掌樹頰，文為抽繹。伏生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救旱止雨與之較勝。以經典為巫師豫記之流，而更曲傳《春秋》，云為漢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棼政紀；昏主不達，以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倫。讖緯蜂起，怪說布彰，……則仲舒為之前導也。……夫仲舒之託於孔子，猶宮崇、張道陵之託於老聃。
這段話的意思很尖銳：章太炎認為，到了漢代，儒學其實已經開始宗教化，儒生與方士也逐步合流，而董仲舒正是這股風氣的重要推手之一。
董仲舒將《春秋》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說結合起來，把大量天象變化與超自然現象全面神祕化、曲解化。在漢王朝的支持之下，混合封建宗教神學與庸俗經學而成的「讖緯之學」便逐漸興起，並一步步成為兩漢之際宗教神學思想的主流。
所謂「讖」，就是假託神意所製造的一種預言，也就是「詭為隱語，預決吉凶」。它本出於巫師與方士，源流已久。司馬遷《史記．秦本紀》中記載秦朝流行的「亡秦者胡也」，便是這類預言的一個典型例子。
至於「緯」，則是以神意來詮釋儒家經典，把《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以宗教化，並進一步把孔子神化為超人的教主與神人。例如《孝經鉤命訣》把孔子描寫成海口、牛唇、虎掌、龜脊、輔喉、駢齒；《春秋演孔圖》則說孔子的頭像尼丘山，身高十尺，腰圍九圍。總之，就是透過種種誇張描寫，把孔子塑造成一位異於常人的神異人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
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而為一。
意思是說，本來與「讖」尚有區別的「緯」，在後來的流傳中愈發失真怪誕，最後便與讖言完全混合在一起了。
若總結來看，董仲舒最大的作用，不只是把儒學說得更有系統，而是把儒家經典、陰陽五行、災異天象與王朝政治強行連接起來，替後來的讖緯神學打開了一條路。自此之後，儒學不再只是講義理、講教化，也開始帶上濃厚的神祕色彩與宗教意味。
⸻
簡體原文
董仲舒是把《春秋》中记载的大量自然现象、神话传说都加以神秘主义的解释而附会到社会人事之上。这种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既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宗教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之后，言灾异者大有人在，诸如夏侯始昌、睦弘、夏侯胜、李寻等。这种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汉王朝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如：汉明帝即因日食而下诏罪责自己，认为日食的出现是“无有善政”的缘故，要求“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汉章帝因日食而下诏，称“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责令“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汉和帝因日食而“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又因京师出现蝗灾，诏令：“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汉安帝亦因日食“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当京师等地出现大风大水、雨雹成灾时，下诏要求博选人才，广开言路，“冀获嘉谋，以承天诫”。有关这一类的记载，不绝于汉代史书。
董仲舒不仅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谴告说的宗天神学家，而且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中，除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典，还创造了一套求雨、止雨的仪式。据记载，他本人还亲自登坛祈祷作法，弄神作怪，使人分辨不出他到底是儒生还是巫师、方士。章太炎先生曾对此说：“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经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范》旧志之一耳，犹相与抵掌树颊，文为抽绎。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较胜。以经典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传《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棼政纪；昏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则仲舒为之前导也。……夫仲舒之托于孔子，犹宫崇、张道陵之托于老聃。”说明在汉代儒学已经宗教化，儒生与方士开始合流。
以董仲舒把《春秋》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阴阳五德终始说的神学观念相结合，将大量天象变化和超自然现象加以全面的歪曲和神秘化为前导，在汉王朝的支持下，混合封建宗教神学和庸俗经学而成的谶纬之学渐渐兴起，逐步成为两汉之际宗教神学思想的主导。所谓“谶”，是假托神意制造的一种预言，即“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源出于巫师和方士，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所载秦朝流行的“亡秦者胡也”，即是这样的预言。“纬”是以神意来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把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宗教化，将孔子神化为超人的教主、神人。如《孝经钩命诀》就把孔子描绘成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春秋演孔图》则说，孔子的头像尼丘山，长有十尺，大有九围。总之，通过种种夸张，把孔子描绘成是一个不同凡人的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评价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即是说，原本不同于“谶”的“纬”，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愈来愈荒诞怪异，与“谶”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