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提出，修道者不能脫離人世，也不能「廢生民之事」。他說：
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在葛洪看來，古人得道之後，往往還能輔世濟時，所謂「朝隱」，正是身在世間而能守道，不必一定遁入山林、與世隔絕。換言之，修道未必要以脫離社會為前提，更不能因此完全廢棄關乎百姓生計與社會秩序的事情。
他又直言：
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君臣秩序，在葛洪看來，是僅次於天地之大的事情。人無論出仕還是隱居，根本心志應當一致，只是隱顯隨時而變。真正的大人君子，應當懂得因時制宜、與事變通。就算像老子、鬼谷子這樣的人，雖不一定親居其位，卻仍然論及世務，可見談論天下之事，並不以身在官位為前提。
因此，對葛洪而言，修道者的第一要務之一，其實就是順應統治秩序，並為其穩固服務。針對當時「網漏防潰，風教沮」的社會局面，他主張應以嚴刑峻法來整飭秩序。他說：
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
又說：
奸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
由此可見，葛洪認為，若百姓趨利忘義、社會風教敗壞，而國家又不用威刑糾正，那麼混亂便難以挽回，後患甚大。因此，他不僅主張實行嚴刑峻法，甚至還有恢復肉刑的傾向。這一點，也使他與一般人印象中偏於清靜無為的道家立場有所不同。
不僅如此，葛洪還曾對某些道家學說提出批評。由此看來，葛洪所建構的神仙道教理論，並不是一套單純出世的思想，而是具有很強的入世性。他的道教觀念，明顯帶有維護現實秩序、輔佐政治統治的一面。
若再進一步來看，葛洪這些思想，其實也反映了當時士族貴族階層的立場進入道教內部。換言之，道教不同派別的分化，背後往往不只是教義差異，也與社會階層的分化有關。上層貴族化的神仙道教，與民間被斥為「妖道」的宗教力量彼此對立，在某種程度上，也映照出士族貴族與農民群眾之間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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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原文
第四，葛洪提出修道者不能脱离人世，不能“废生民之事”。他说：“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他直言不讳地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修道者的第一要务在葛洪看来就是要顺服统治者，为其统治的稳固服务。这样，葛洪针对当时“网漏防溃，风教沮”的局面，提出应实施严刑峻法。他说：“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奸党实繁，而不严弹违之制者，未见其长世之福也”。不但主张恢复肉刑，而且还对道家的学说进行了批评。由此可见，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是入世的，他的这些思想，正是士族贵族思想在道教内部的反映，说明道教派别的分化，实际上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上层贵族神仙道教与民间“妖道”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士族贵族与农民群众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