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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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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信仰對明代社會民俗，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各地全真道觀在歲時節慶與祖師誕辰之日，常常舉辦盛大的道會。這些道會不僅是道教內部的宗教活動，也常有地方鄉紳名流與一般信眾參與其中。久而久之，這類大型全真教節慶便逐漸演變為帶有濃厚地方民俗色彩的道教廟會。
其中最著名者，便是北京白雲觀慶祝丘處機誕辰的「燕九節」。明代蔣一葵《長安客話》記載：
（丘）真人生於金皇統八年（1148）戊辰正月十九日，自元以來歷數百禩，京畿黎庶每於是日致漿祠下，不啻歸市。
《帝京景物略》亦記載：
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漿祠下，遊冶紛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又曰宴丘。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遊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結圜松下，冀幸一遇之。
《萬曆野獲編補遺》描寫白雲觀燕九節時更說：
遊人塞途，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之業。
由此可見，明代白雲觀的「燕九節」已十分繁榮，並成為京城極重要的一項民俗活動。
而且，燕九節的影響並不局限於北京白雲觀。其風氣還逐步向京畿周邊擴散，像良鄉、順義等地，民眾在正月十九爭相登高，稱之為「逛燕九」。甚至在丘處機的家鄉山東棲霞一帶，也有一些道觀舉行紀念邱祖的燕九節。清初，此節俗還隨南遷駐軍傳入廣州。
每逢正月十九，廣州人也會結伴遊覽城內三元宮，並舉行各種民俗活動。由此可見，全真道祖師信仰，已從宮觀祭典逐漸外溢為地方社會共享的節慶文化。
除了民俗層面，全真道信仰對明代文學也產生了明顯影響。明清是中國小說史上極為繁盛的時期，而對明代世俗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全真道信仰，自然也滲入了一部分小說創作之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
據柳存仁先生研究，《西遊記》中引用的一些韻文，實際上來自元代全真道士的詩詞；小說中的許多用詞，也顯示出全真思想與內丹術語的痕跡。這說明《西遊記》雖為神魔小說，背後卻並非全然脫離當時流行的全真語境。
此外，全真信仰與明代戲劇也關係密切。元代雜劇本就深受全真信仰影響，其中許多神仙度脫劇都與全真宗師密切相關。
明代戲劇承接元代餘緒，同樣出現不少反映全真信仰的劇目，例如賈仲明的《呂洞賓桃柳升仙夢》與《丘長春三度碧桃花》、楊景賢的《馬丹陽三度劉行首》等。
明代這些小說與戲劇，對全真道思想的吸收，主要來自明代社會的日常世俗生活；而這些全真思想又隨著戲曲與小說的傳播，被更多民眾所熟知。
如此一來，文學與信仰之間形成互相推動的循環：全真信仰進入文學，文學再反過來擴大全真信仰對世俗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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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原文
全真道信仰对明代社会民俗的影响。各地全真道观在岁时节庆与祖师诞辰之日都会举办盛大的道会。这些道会不仅是道教内部人员的活动，而且还有地方社会的乡绅名流与信教群众的参与。久而久之，这些大型的全真教节庆活动便演变成为带有地方民俗色彩的种种道教庙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北京白云观庆祝丘处机诞辰的“燕九节”。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载“（丘）真人生于金皇统八年（1148）戊辰正月十九日，自元以来历数百禩，京畿黎庶每于是日致浆祠下，不啻归市”[43]；《帝京景物略》亦载：“今都人正月十九，致浆祠下，游冶纷沓，走马蒲博，谓之燕九节。又曰宴丘。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冠绅，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结圜松下，冀幸一遇之。”[44]《万历野获编补遗》在描写白云观燕九节时则云：“游人塞途，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状貌诡异，衣冠瑰僻，分曹而谈出世之业。”由此可见，明代白云观的“燕九节”十分繁荣，已成为京城重要的民俗活动。而且，燕九节不仅限于北京白云观，其影响逐步向四周地区浸润，京城周边的良乡、顺义等地，民众在正月十九争相登高，谓之“逛燕九”。在丘处机的家乡山东栖霞地区亦有一些道观举行纪念邱祖的燕九节。清初，燕九节还随着南迁驻军传入广州。正月十九，广州人结伙游览城内道观三元宫，举行各种民俗活动。
最后，全真道信仰对明代文学的影响。明清是我国小说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而对明代世俗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全真道信仰自然对一些明代小说的创作产生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据柳存仁先生研究，《西游记》中所引的一些韵文是来自元代全真道士所写的诗词，小说中的许多用词也显出了全真思想与内丹术语的痕迹。[46]此外，全真信仰与明代戏剧也有着密切关系。元代杂剧受全真信仰影响很深，其神仙度脱剧多与全真宗师密切相关。明代戏剧承元之余绪，同样有很多反映全真信仰的剧目，如贾仲明的《吕洞宾桃柳升仙梦》与《丘长春三度碧桃花》；杨景贤的《马丹阳三度刘行首》等；明代的这些小说与戏剧对全真道思想的吸收主要来源于明代社会的世俗生活，而这些全真思想随着戏曲的传播会为更多民众熟知，从而又加深了全真信仰对明代世俗生活的影响。
若壓成一句短筆記，可以寫成：
全真道到了明代，已不只是宮觀信仰，也化入廟會、節俗、小說與戲曲，真正進入了世俗生活。